彼岸花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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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哥真香
不吃游了游,不吃道尊,不吃触手不灵尊

《我们的历史:美丽岛足印》试读版书摘


很多人写的文章合集,内容很散。不过了解了一点台湾的历史还算有点意思。

话说回来这本书里提到的政治事件和术语都很多,大概又会被屏蔽吧……s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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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刊词

我们存在,历史就会存在;我们怎样,历史就会怎样。 由是而言,历史从来不是我们的身外之事,不是他们的笔下之花。它既不是帝王之谱牒,也不是D国之谶纬,不是课本之条目,也不是考卷之答案。 历史是我们的影子,也是我们的镜子,是前人留给我们的遗产,是我们写给未来的证词。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当事者,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记录者。

第一部分 穿过历史的河流

这座岛屿的暗黑与光亮

1987年7月15日,台湾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但这只是开启ZZ自由化的大门,真正的自由和民主还非常的远。

 在台北寻回“中国”

虽然处处有中国地名的街道,但是台北却不是纯正的中国味城市。如果要在台湾找中国味,应该到台南。在台北,人们看到的,更多是日本味。台北的“老中国”早已被日本清洗过了,日本人曾经来过,他们拆毁了大部分中国建筑。等到中国人重新回来的时候,民国在这里重新移植了一个中国。

到了1960年之后,大部分有点办法的人见反攻无望,陆陆续续移民欧美了。而从1980年开始,当年从大陆来的那一代壮年人,便凋零了。

不到三十年,当年住着逃难来台的大陆人的那些房子大都人去楼空,残破凋败。

时代转换间,连那些沧桑感和飘泊漂泊感充斥的人生故事也都逐渐被一座城市遗忘。

第二部分 来路寻踪

 恋恋西门町

那座西门原是重脊歇山重檐式的,外层是泥石,里头仍是木结构,完全体现当时中国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哲学。但碍了日本现代交通发展观,说拆就拆了,日本人要展现的是东方新的文艺复兴。

被统治了半个世纪的台湾同学,本来都有日本名字,在文化上他们已经是中日混血,日本的现代化改造很成功,他的同学在数理科上远远赢过来自大陆的他。

看在台湾本省人的眼里,大陆来的ZQ和这个难民营的内在关系是分不开的。台湾原本被驯服成工整、自制、内敛、以静制动的日式社会秩序,被眼前躲避战争的难民破坏了。

在西门町,这些饱经战火的中国人,看到了一个他们未曾见过的升平世界。对一个过去40年来一直过着战乱岁月的中国人来说,没有战火的地方,就是天堂。

第三部分 转轨地标

 二·二八:台北街头的撕裂伤口

1945年8月,日本天皇投降的“玉音”在全台湾放送时,许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日本长官公署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勉力维持秩序,以待国民政府来接收。此时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一些报复行为开始发生。起初报复当过“日本走狗”的台人,后来也报复日本暴虐的统治者如警察。但大体还维持良好秩序,台湾并未失控。唯有日本统治后期的物资配给控制完全失灵,为取得生活所需,黑市兴盛。

然而台湾的知识分子并不知道国民政府内部的派系问题,更不了解国共内战的历史,此时正怀抱着热情,等待“祖国ZF”的到来。

尤其具有理想的抗日知识分子,更充满热情,怀抱着对建设台湾未来的想象,有如等待故乡的父兄一般,等待祖国的来临。他们未曾料到的是,来接收者竟是如此素质,如此的ZQ。

他们简直无法相信就是这个军队打败了日军。当时任何一个日军的配备、武器都比国民党军好太多了。

现实是一个缺乏纪律与法治观念的行伍、公务员、特务们,以及充满互为矛盾斗争的ZZ群体,来统治台湾。
国民D军的素质,在大陆已经是恶名昭彰。在台湾也未曾稍有改善。

台湾民众认知到有“两个祖国”,一个是国民D的“白色祖国”,一个是共产D的“红色祖国”。

“二·二八”的结果,是让反抗运动彻底走入地下,并与国共之争合流。

1950年代后,戒严体制镇压了所有异议的声音,“二·二八”成为一个禁忌的名词,不许民间或任何媒体加以讨论。

 紫藤庐的几代客人

常常听到我父亲批评蒋介石;德国那个时候已经吃到极权的亏了,而这边蒋介石还要用极权这一套,在台湾变本加厉地继续用独裁来严酷统治。

父亲是英国经济和ZZ学家哈耶克的第一位中国学生、入室弟子,1937年他递交了用德文写的《中立货币论》博士论文就回国任教了。他坚决反对当时以苏联为主导的计划经济,认为苏联这样的计划经济必定导致集权,所以他极力倡导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哈耶克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他写东西完全不温不火的,他认为写文章用的应该是光而不是火。

正统的自由主义,对社会与历史的观点,是奠基在社会演化论上

全社会积极搞经济,当时正是台湾经济开始腾飞的时候,到处是加工工业的痕迹,都市缺乏规划,十分脏乱,人们已经被迅猛发达的经济压垮了,活得像蟑螂一样,很压抑,拼命地工作。

中国社科院的学者贺照田评价周德伟时说“殷海光先生只比时代超前一点点,所以大家了解他;周德伟先生比时代超前太多了,所以不易为人所了解。”

我的眷村

眷村42年的生命中,养育了一大批今天活跃在各个领域的孩子,演艺界的邓丽君、林青霞、潘安邦、张雨生、任贤齐;作家朱天心、朱天文、朱天衣姐妹 

金门: 因战而兴 因和而变

金门与马祖脱离了战地的角色,不再是蒋经国所说的反攻大陆的两个拳头,回归到它的地理本色。

高雄:“美丽岛”往事

蒋家在国共战争中败退来台,前有“二·二八”事件的镇压,后有1950年代的白色肃清,并在国际冷战对峙格局下,对台湾实施硬性威权统治。这一切到了1970年代前后有了变化。
当时,蒋经国准备全面接班,他巧妙运用这内外情势

各方面抨击国民D威权统治下的施政,更探讨韩国、尼加拉瓜等独裁统治,批判的尖锐,大慨大概20年前《自由中国》杂志被封闭以后所未有。杂志在“发刊词”等处一再强调要“让民主永远成为我们的ZZ制度”。

 第四部分 图腾与碑石

  中正纪念堂:广场上的野百合

从1966年,在大陆吹起“文OO革O”的号角的同时,国民D政府为了反制,也推动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鼓吹传统中华文化的保存。

中国风并不是一个外来的Chinoiserie(具中国风味复杂华丽图案的艺术风格,尤指欧洲18世纪所摹仿的家具、纺织品、陶瓷等的花样设计或装饰),而是对抗西式、日式,或日式的西式等建筑典范、一种本土的尝试,但这时候的“本土”,却是中国的想象。

官方单位发挥了无比的创造性,告诉人们:八角形的屋顶,象征“海内外同胞从四面八方来归,接受蒋公伟大精神之感召”,纪念堂本体下的三层台基,则是“象征三民主义,表示蒋公毕生努力其言行,均以三民主义为基础”,根本是充满了“D国论述”的经纬之学。

对偏安海角的国民D ZQ而言,既然坚持蒋介石是整个中国的领导人,这ZF是整个中国的ZF,那么“35省”的“总统”,怎能不是“35省”的代表选出?蒋介石为了维系作为“中国统治者”的正统性,从此就冻结了“国会”的选举。

人民在风波中从媒体上所看到的,是老“国代”们即使拄着拐杖、提着尿袋也要去投票的画面。这样的画面不是让大家感佩他们戮力从公,而是惊叹这些人死也要抱住“D国”赋予的不正当权力不放。

在3月13日,“国民大会”里的老代表与新代表,一同通过了临时条款的修正案,把当届增额“国代”的任期,一举延长为9年,自己替自己延任,这样的荒唐,逾越了人民的忍受极限。

“二月政争”是大庙里面的宫廷斗争;然而外面的“三月学运”则管不了那么多,学生们在意的不是“总统”与“皇帝”是要合谋还是要拉锯,而是要以人民的力量请“皇帝们”退位。

 鹿港风潮: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歌词提到“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很贴切地唱出了现代化的两面性与暧昧性。

杜邦事件开创了后续台湾环境运动的一股重要的潮流——将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与草根群众串联起来。

环境问题为何无法解决?追根究底,是因为阶级的不平等与政治的不自由。“戒严”时期,集会游行的公民自由都是被禁止的。只要有什么风吹草动,情治人员就会用“泡茶聊天”的方式来表达“关心”;如果柔性劝说没有用,接下来出现就是镇暴警察与宪兵。因此,公害不只是生态环境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ZZ议题。

人民要抗议的对象就是只一味追求经济成长,而忽略生存权的发展主义与ZZ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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